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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医生协作与分级诊疗目标相悖


互联网经过在各领域的激战试炼,已经成为各大行业的逆转之神,仿佛加上互联网的标签,濒临死亡的企业就能复活成功。在医疗领域,互联网企业也纷纷踏足,希望自身成为连通一切人与设备的平台,从而推动各类医疗资源在平台上打通,最终为普通的用户提供可及的普惠服务。当下互联网医疗面临落地的实际问题,怎么将愿景变成实际可执行的商业模式是大问题。

 

国家推行分级诊疗政策以来,基层医疗与上级医院医生之间确实存在着沟通的需求,通过远程医疗来帮助基层医疗的医生,拓展业务能力增加就诊率的确无可厚非。基于此,互联网公司尤其是以平台思维切入的公司面临着一片红海,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了业务讨论和合作平台,这种平台的价值就非常大,也就能真正去有效调动医疗资源来为病人提供服务。

 

美好的想法让大家跃跃欲试,但中国医生资源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至少在中短期内都无法满足这样的商业模式拓展。

 

一、现有的支付系统阻碍医生协作

 

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生之间没有发展成以病人中心的协作模式,还是以医生为中心来运行。美国医改通过支付方来引导医生之间加强合作,在就诊率和再入院率的考核都大大推进了各个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2015年推出了一款针对慢病管理的CPT代码更明确了医生之间必须进行合作才可以获得相应的赔付。

 

支付方在中国是非常弱势的,根本无法去干预和控制服务方导致并不存在支付方这样的引导。而且目前通过政策引导来推动分级诊疗的核心还是在分工而非协作。医生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制约了其协作的可能性,这导致目前的以行政手段推动的合作更多的流于形式。

 

分级诊疗的措施首先是减少大医院在对普通疾病的越俎代庖之举,而非推进医生之间的协同。但是,由于基层医生的能力较弱,这需要上级医院给他们持续的培训,而这也并非协同。

 

基层病人的需求比较弱,对医生之间的协同要求是分工明确。不过,中国支付方的引导也很重要。目前国家推行的分级诊疗政策中,实施了按照不同的报销比例来辅助基层就医病患的回流,这个方法能有效推动分工,但如果要推动医生之间的协作,如果不推出类似价值医疗的赔付措施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而这还不是支付方现在的重点,也难以推动医生的协同。

 

二、医疗服务管理体制制约

 

在中国的医疗体制下,医生的职称和收入都主要来自医疗机构的考评。所以如果医疗机构的协作医院比较弱的情况下,医生即使想协作,也不得不服从于现有的体制。这些都有效制约了医生之间的连接,也最终制约了希望通过互联网平台来为医生提供协作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大型公共服务机构在中国属于事业单位,拥有众多福利与好处。正是由于事业单位的限定,各个事业单位之间的隶属关系严明,这一点将会阻碍合作的开展。

 

因此,最后可能导致马太效应,放大部分明星医生,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进一步加大医疗资源供给的紧张,而非减弱医疗资源的不平均,与推动分级诊疗的目标背道而驰。

 

三、特定的收入模式无法让协作性强

 

在中国,医生的收入主要在药品上,所以即使现有的医生能达成诊费上的合作,在药品收益上也难以达成共识。如果要协同,就必须要将医生自身可能得到的药品回扣完全出让给对方,而这一灰色地带又无法公开商讨并进行分成。

 

另一方面收费较高的则是手术费用,虽然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协同可以产生,但也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强化分工,基础医疗的医生本来就无法去开展各类复杂的手术,只是现在分级诊疗希望将术后康复等环节交还给基础医疗。但考虑到药品和检查的收益依旧无法让渡,大型医院的医生对于出让这部分问诊及由此带来的产品收益是极不情愿的,这严重阻碍了分层之间的协作。

 

数据孤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医生之间的合作还很难真正的展开,更多还是在培训和业务交流等浅层次,无法深入合作。